力相对不足，国际大容量数据传输速度较慢，企业应对网路意外中断能力脆弱。另外我国电信资费一度偏高对企业竞争力也有不利影响。
其次从相关人才资源条件角度看，我国与印度等国比较处于相对弱势，表现为从业人员英语能力较低，满足业内要求的技能人才不足，复合型高端管理人才更为缺乏，改善这方面瓶颈约束具有重要意义。不过讨论行业长期成长表现时需要看到，人才资源在较长时期仍是可能对市场需求和价格信号做出反应的内生变量。如果相关政策调整促进我国比较优势得以比较充分发挥，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行业发展能够产生足够强度需求并表现为相应人才报价，人才瓶颈制约应能通过教育系统调整、企业内部培训和劳动者学习不同途径加以应对和缓解。
再次从整体经济发展路径角度看，我国制造业等部门强劲发展势头客观上增加了开拓国际服务外包市场的机会成本。我国当代体制转移和经济起飞从改革推动农业快速增长起步，随后一段较长时期制造业作为最主要可贸易部门在改革开放环境中高速增长，一定阶段通过对人才、资金和其他资源的“虹吸”效应使得发展国际服务外包行业面临较高机会成本约束。对此之下，印度较晚实行自由化和全球化体制改革，在制造业等传统可贸易部门尚未全面起飞之前，倾注全国人才和政策资源鼓励软件和服务外包，从而使这一行业发展得收鹤立鸡群之效。可见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路径特点也具有一定程度解释作用。
最后需要讨论我们对这一行业认识和相关政策因素影响。我国有关这一问题认识大体可分三阶段。一是上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和少数企业开始就借鉴印度经验和承接软件外包进行探索，然而这一问题尚未进入决策层优先考虑层面。二是世纪之交前后，鼓励软件产业确立为国家优先目标，18号和47号文件对我国软件业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不过承接软件和国际服务外包仍未引起足够重视。三是晚近3-4年间，决策层与学术界有关认识发生实质性突破，并在十一五规划和7号文件中得到明确阐述。从这一过程看，我国有关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认识一段时期相对滞后，相关政策调整也有相应滞后表现。
一是有关电信管制政策调整滞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一些重要业务如呼叫中心、IDC等需要利用电信网络信息传输平台开展业务，然而本质上属于外向型现代服务业，不同于主要针对本土市场的电信增值业务。依据我国电信管制政策有关规定，这些业务被看作是电信增值业务并实行许可和审批管理制度，业内人士认为这方面政策调整滞后不利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大规模发展。与此相联系，有关政策不允许已成立合资企业经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外资在我国设立离岸外包企业不仅要申请经营许可，还要有合资比例规定，不利于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在线服务提供中心并进行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二是相关行业协会职能改革滞后。“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企业协会（NASSCOM）”作为行业自治管理机构对行业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我国以原先政府机构对口建立的有关行业协会，虽然在推动行业发展做了不少有益工作，然而不同程度存在服务意识和能力不足问题，如何更好发挥行业协会对一个新兴行业成长促进功能仍有待探讨。与行业协会应有功能弱化或虚置状态相联系，政府主管部门对行业直接管理和干预较多，有时又出现越厨代庖和事倍功半情况。这些都涉及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更好界定政府、中间组织与企业职能划分等深层改革问题。
三是有关人才培养政策调整滞后。印度在人才培养方面不仅扶持印度理工学院（IIT）这样教育机构培养行业精英和高端人才，还鼓励国家信息技术学院（NIIT）这样民办教育机构大批量培养国际服务外包所需 | 
